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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中國歷史文化國民性格演變及脈絡的七個節點 日期:2020-08-26瀏覽:721

  歷史文化對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的行為意識、社會制度路徑都有著深切的影響。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歷史學家全洪剛先生認為:歷史進程中有統治階級思想意識統御制度及古人當時的思想意識,歷史進程中人文社科、道德哲學文化思想等常常是密如凝脂般交融在一起的,在漫長輝煌的歷史長廊中萃取這些優秀思想,對已經發生的史實用嚴謹的目光去審視,再對比現代社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促進人類文明發展。



  真知灼見往往建立于大量閱讀之上,通過研讀考察,歷史學家全洪剛學者提出可以將中國歷史文化國民性格演變大致分為七個節點,圍繞以下七個節點,他用通俗易懂、言簡意賅的語言串起了民國前中國歷史文化的轉變流程,闡述了各個朝代制度文化更迭的原因,視角獨到讓人腦洞大開,讓我們對歷史有了另外一個看法,其頗具有趣的講解尤為令人津津樂道。


  一、部落文化


  全洪剛學者認為中國最原始的文化是部落文化,該文化起源于炎黃二帝,途徑堯舜禹時期,落尾到夏禹朝代。部落文化中最流行的制度便是禪讓制度,這為的是讓更賢能的人來領導部落,以帶領大家抵御外來的侵襲或自然災害,進行生產勞動和平均分配食物。部落首領是名義上是大家的主,具歷史考察和資料來看當時部落文化時期沒有勞役徭役,有公共事物要干時首領帶領大家分工合作。


  據說當時部落聯盟首領堯年老時,召集了部落聯盟會議,推舉有才德的舜為繼承人,堯對舜經過長期考察后,就把聯盟的首領位置讓給舜,這種民主推舉首領的制度,史稱“禪讓”制度。后來舜老了,立志傳承堯的做法“任人唯賢”,恰好那時全國洪水泛濫,大禹挺身而出率領民眾,與洪水斗爭,最終獲得了勝利。面對滔滔洪水,大禹從他父親鯀治水的失敗中汲取教訓,改變了"堵"的辦法,對洪水進行疏導,大禹治水多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可以說是耗盡心血與體力,由于治水有功,舜于是將帝位禪讓給大禹。


  禪讓制度一直持續到夏禹時代,夏禹之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


  二、貴族文化


  從大禹治水,滅三苗,到啟即位,就此宣告禪讓制的結束,“公天下”變成“家天下”,后來武王伐紂,終結了商十七世的傳承,周王分封諸侯,封了越來越多的公侯伯子男,即貴族階層,同時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制度和禮法來約束百姓與諸侯,在春秋這個大舞臺上,貴族階層粉墨登場,貴族文化應運而生。


  自西周伊始,中國進入了以禮樂為標志的理性文明階段,社會制度上崇尚宗法,時代精神上由敬畏鬼神到敬重禮德,周代文學更加關注歷史、社會、人生。春秋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轉型社會,當時,周天子失去了政治上的權威,許多諸侯借著“天高皇帝遠”不受約束,逐漸走上了憑實力說話的爭霸之路,這種諸侯國競爭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遠比西周時代的空氣更為自由,更為生機勃勃且絢麗多彩。貴族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達到了巔峰,那一時期又被稱為華夏文明的集中爆發點,著名的大思想家孔子、墨子、老子等都是此時期人,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出現大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時代比中國晚了一百多年左右。這個時期的貴族文化不單單指有爵位一些人,是泛指這個時期的哲學家 思想家,法學家,及平民,就中國的貴族精神比西方國家的貴族精神足足早了1700多年。


  貴族文化在我們歷史長河中猶如星光一樣璀璨明亮,絢麗多彩,百花齊放!乃至現在我們所用的詞句,所沿襲的禮儀,法儒道思想哲學所具備的精神都息息相關緊緊相連。當然因此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也是名副其實。


  三、士族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六國、建立秦國,他意識到貴族階級是帝制統治最大的障礙,如果不能消滅貴族階級,統治者的權力會被極大的削弱。于是他就逐漸采取措施對貴族階級進行打壓削弱,商鞅變法中規定,凡行伍中人,不論出身門第,一律按照其所立軍功的大小接受賞賜,即便是秦國的宗室也是這樣。宗室未立軍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擁有爵位,這便是中國最古老的軍銜制――秦朝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


  隨后秦朝被劉邦推翻,建立了漢朝,劉邦繼續沿襲秦朝的軍銜制,此時一個新的階層又恰逢其時地出現了,它叫士族(世族)。歷史學家全洪剛認為它填補了貴族留下的空白,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貴族文化的延續。士族文化區別于貴族文化的地方在于,它不再與王室有血親,而是以家學和立法形成的有別于其他姓氏的累世公卿,這種所謂的大家族,大門第和望族,他們與機關互通,世代擔任很重要的官職,如此,士族階層已具雛形、后愈演愈興。而且當時全國實行中央集權制,在漢朝的朝廷內出現了內朝和外朝,皇帝的權利大大提升。


  東漢末年,朝局混亂,更加速士族階層的發展,促使士族階層紛紛上位、壟斷仕途。有首著名的詩句“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說的就是東晉的望族王家和謝家這兩大士族昔日的輝煌與今日的敗落對比。


  四、門第文化


  中國最早的門第可追溯到春秋時期,如晉國六卿中的韓氏、趙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等。門第文化是封建思想的產物,權利是產生門第文化的根本原因,它可以說橫亙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半。如三國時期的梟雄曹操沒能統一天下的原因,致命傷就在于他雖然擁有強大武力,但政治基礎并不雄厚。曹操雖然自詡為漢開國元勛曹參的后人,但實際遠不如”四世三公“的袁家,甚至不如四世太尉的楊家那么具有威望。在門第家世文化非常濃厚的東漢末年,他是很難得到士大夫和世家們的鼎力支持的。


  門第文化還深刻體現在隋唐的廣開科舉上,雖說這讓儒家文化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普及,實際卻是讓儒生壟斷了全國的官職要位,表面上為普通人提供了做官機會,實則門第等級森嚴,有失公允。詩仙李白就是因為身份低,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才發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自嘲自勵.....這一時期中國的統治文化陷入空前嚴重的生態危機。古代門第文化的影響深遠廣泛,無處不在,其中最為普遍、最具代表者,當數擇偶婚配時的“門當戶對”了。


  五、平民文化


  平民文化起源于宋朝,學而優則仕,在此時期,基層老百姓有機會參與到最高權力中心,成為握權者。到了宋朝就只剩下平民的習性,這時才實現了所謂的平民文化。平民文化——皇權獨尊,民間自由,市民文化,宋朝是中國歷代最自由開放的時代。中國傳統平民文化的基礎是農民文化,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是平民文化的高雅形式。中國文化發展到宋朝徹底進入了“平民文化”的時代。


  據記載,南北宋時期一共出現了一百多名宰相,其中平民就占了六十多位,這種情況是前所未有的,只要個人有才績,肯努力,就有機會當官改變命運。典型的勵志代表當屬宋初名臣呂蒙正,他可謂是寒門士子的膜拜偶像。在宋代,呂蒙正是第一個從平民中走出的宰相,也是第一個書生宰相和狀元宰相。據說,皇帝為狀元寫詩賜宴就是從呂蒙正開始的,而書中自有黃金屋也是打呂蒙正這里發端的,他當上狀元后,宋太宗考慮到其家境貧寒,特賜錢二十萬,這種善待讀書人的做法,成為宋朝一項基本制度得以綿延永續,由此可見平民文化的出現是頗為優秀的,讓門第中的“寒門”學子也有望改變命運。有兩句特別有名,“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講的就是一個農民通過科舉一夜之間改變命運的故事。而且這種事情在當時非常普遍。


  六、流氓文化


  元朝由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其前身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國,彼時蒙古人彪悍且自大,上到蒙古貴族,下到蒙古官員,他們對漢人的文化和禮儀嗤之以鼻,整日無所事事,交頭接耳,之乎者也 不干正事 因此每打進一個城 文人讀書人殺掉 留下木匠、鐵匠、裁縫等各類匠人認為這些人實用,而且隨意修改政策,想到一出是一出,人分四種 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這個還需要進一步確認)。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劃分卻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規定中,例如漢人打死蒙古人需要償命,而蒙古人打死漢人只需斷罰出征,并全征燒埋銀。漢人如當兵則不許充宿衛,如當官也往往只能做副手,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漢人娶老婆,蒙古人先來(有待考證)對漢人的生產生活進行嚴格限制,他們的做法毫無公正可言,全洪剛學者將這種行為方式稱做流氓文化。元朝的統治者建立起新的政權,為了加強對漢人的管理,他們大肆迫害知識分子,最終在元朝末年,讀書人幾乎被屠殺殆盡,所以中國的文化被迫繼續下行,走向了趨近于現代文化的“流氓文化”。而元朝給流氓文化開了頭。


  關漢卿的雜劇《竇娥冤》婦孺皆知,文學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有什么樣的生活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在《竇娥冤》里,流氓橫行霸道,官吏草營人命,平民百姓有苦無處說、有冤無處訴,官場無比腐敗,社會無比黑暗。真實的元代,老百姓就是在這樣一種殘酷的流氓文化的壓制下踟躇生存的,流氓文化給整個社會帶來了難以言表的傷痛和打擊。


  這種流氓文化的影響力巨大。明代時期嚴刑峻法、圈養皇族、進一步貶低武人地位、取消丞相制、取消官僚系統內的三權分立、將科舉考試進一步固化和功利化等,有一個大臣被朱棣殺了,他的女兒被他送到妓院,有太監稟報說這個大臣的女兒生了一個孩子是一個女孩,朱棣哈哈大笑說好,過幾年還送到妓院可以賺錢。一個皇帝,雖然是朱元璋、朱棣是權力野獸,殺人無數,畢竟你是最高統治者,你看看這都什么事啊!流氓成性!


  元朝好的東西明朝沒有繼承,偏偏這些流氓制度明朝通過不斷強化和強調進一步加深了流氓文化的肆意發展。當這種文化成為主流文化之后,流氓行為和意識便從上而下,又從下而上地貫穿了整個中國社會,籠罩四方的中國流氓文化。而且,隨社會環境的變化,這種流氓文化以無孔不入的腐蝕性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表現出惡化、泛化、深化的態勢甚至形成某種集體無意識。它破壞中國社會的法治建設、道德建設和信仰建設,因為法治屢遭破壞、信仰崩潰、道德淪喪,中國社會的民主法治進程便一再受阻,很難形成一個以民主憲政為標志的公民社。


  七、奴才文化


  元明清,這三個朝代是一個傳承下的國家,明清是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發展的頂峰,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君權的強大及民權的衰弱。若論前者,號稱“九千歲”的魏忠賢被崇禎帝二寸紙令一句話就消滅;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被攝政王一紙命令解甲歸田。若論后者,明朝的士子考試已不能自由發揮,清朝的士子連結社的自由也消失了。民權的衰弱使明清的老百姓生活困苦,精神愚昧,過得比唐宋更糟糕,科技文化大幅度落后于西方國家,并造成了近代史上的重重屈辱。國民性也從流氓向奴隸轉換。


  奴才文化主要集中在清王朝時期,此時的愛新覺羅家族為了高度統一漢人,禁錮漢人的思想文化,強行向漢人灌輸奴才意識,稍有不順者,滿門抄斬,使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以至麻木不仁,奴性十足。甚至于在當時的官場上,“奴才”二字比“臣”的分量還要高,官場習俗影響深遠,以致整個社會競相學習,便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奴才文化。奴才文化的另一面,是我們不知不覺就順著個人崇拜與臣服的思路來思考問題,并讓許多人變得頭腦簡單。有大臣受到雍正賞賜大臣感謝,雍正說你用不著感謝,你也沒有資格感謝,干好你的事情就可以了。


  這是因為滿族內部本身就一直流傳著奴隸制度,滿族習慣了三六九等。在外面對皇帝自稱奴才不僅僅是為了體現自己是皇家人,更重要的是打擊漢臣的地位,將漢人儒生的忠義思想漸漸扭曲成奴才主子文化。


  到了民國一聲槍響這些糟粕文化才慢慢松動,直到新中國成立這些糟粑才徹底被拋之九霄云外。


  總之,我們應該明白一個道理:政治可以改變人的思維和行為,優秀的政治就會出優秀的文化,優秀的文化就會有崇高的信仰,總之只要有合理、合規、合情的制度,人民群眾就有無限的創造力,這些優秀的制度與文化對于建設社會,增強民族國家的凝聚力,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作者系歷史學家 全洪剛)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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